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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評家說過，有兩類人適合當作家，一類是農人，一類是水手。所謂農人，本意指的是那種“對本地掌故了如指掌”的作家，是對本地生活、風土人情、日常境遇的熟捻，他知道得總比別人多，比別人深，比別人細節；所謂水手，本意則是“他的經驗朝向未知”，他是在“創建”一種我們在日常中沒有見過的世界，我們對他言說的那個世界無法證其真也無法證其假，在那個遠離我們日常的世界中他同樣比我們知道得多，知道得深，知道得更細節。農人式的作家，他是在生活中不斷開掘，是提煉、凝聚和言說本土經驗，更強調細致、深入和微妙；而水手式作家，則是要在故事和陌生處著力，它強調新奇、曲折和“非常態”，時常會有魔幻的、幻覺的、想象的成分的注入。兩種類型的作家，各有優長，各有炫目之光，我們大概無法強調某一類型的重要和卓越的時候而否定另一類型的重要與卓越——但，區分這兩種類型還是異常必要的。因為它們要書寫的側重點不同，而閱讀者從中的“汲取”也會隨之不同，隨之而來的是評判角度和審美角度上的不同。因此上，為這兩類作家的作品書寫閱讀“導圖”也就必然地要進行相適的調整。

李靜，在我看來可能屬于典型性的“農人”式的作家，她的寫作更多地基于經驗、感受，被觸動的情感和自我情緒的外射。在《青色書》收錄的諸多篇什中，她幾乎都是以“自我”（當然，這個自我也允許有部分的虛構）為半徑來完成的，在她的這些篇什中，我們始終能看到被凸顯的“我”的存在，即使在那些所謂的山光水色中，“我”的觀測之眼和外物對“我”心境的波及也是明顯的，相融的。是的，李靜在《青色書》的文字中沒有特別強調自己藏族的身份，甚至可能部分地屬于有意忽略，但她通過自己身側的事物、民俗、地域特征、雙方對話和個人習慣，背景式地勾勒出了在“自我”之中的種種沉積，這里面當然也包含民族性的部分。閱讀李靜的文字，我偶爾分神，會想起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一句片面深刻的斷語，他說《古蘭經》中沒有一次提及駱駝，恰恰證明它是阿拉伯人的創作，因為對于阿拉伯人來說，駱駝是那么熟視無睹，就像空氣和每日的呼吸一樣。那么，李靜的寫作可能同樣如此，她不刻意強調的，恰恰是她具備的、連接著血脈和呼吸的，她不通過、不想通過獵奇化的表征性來“呈現”自己，而更愿意從內心出發，從更深入的幽暗和埋在心底的光出發：我個人，非常認可她的這一選擇，盡管這個選擇會讓部分的批評者“遺忘”她的民族身份，在談論少數民族寫作的時候忽略這個李靜所獲得的成就。

但又怎樣？好的文學從來都不是依靠外在的“修飾物”就能達到經典的，它在部分凸顯差異、陌生的同時，一定要確保某種精神上的共有和共情，能讓文字具有穿透力量的，永遠是它褒有的知識、智慧和情感，是對生活、生命“遮遮掩掩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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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的天然親近，是李靜文字的一大特點，這種親近在我看來是骨子里的，是一種相融性的、交織性的流淌，甚至讓人覺察不出太強的“界限感”。是故，將李靜的文字看作是生態文學或者自然文學大抵也是對的，因為，在她的文字中，自然有靈，自然中的一切都是可愛可敬的“活體”，它們甚至時時會居于中心位置，而將人（包括李靜這個觀察者）都擠向角落。在李靜的文字中，我們會特別地注意到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繁衍生息”——它不可忽略，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連接著世界觀、人生觀的詞兒，它折射著作家李靜對于自然事物和人生的本質性理解，佐證性的，是她在《高原里》重復過至少兩遍的一段話：“在整個生物圈里，每一個特種似乎都有自己專屬的地界線，這條地界線一邊是生，一邊是死，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則，它像一道無法解除的魔咒，萬物皆受約束。”正是基于此，李靜的自然書寫其特質性也就呈現了出來：一是天然的親近感和融合感，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二是事物的平等性，在她那里陡峭險峻的山峰、轟轟烈烈的杜鵑林、伸手可觸摸到的天空以及追逐《岡仁波齊》的他，與路邊飛起的雉雞，小小的七星瓢蟲、結伴而行的螞蟻都放在了平等的觀測位置，她用同樣的、平等的語調敘述和描述，而這種平等性還表現于——“天空中還有一只灰褐色的鷂鷹正在鍥而不舍地追逐一只喜鵲，喜鵲發出驚慌失措的聲音，似是嗓子里含了很多粒沙子。另一只喜鵲趕來幫忙，但鷂鷹不為所動，它們起伏、周旋……”在這里，李靜平靜地“觀望”，既沒有站在捕獵者的強勢一邊也沒有站在被獵者的弱勢一邊，她將自然界中的（也包含人生中的）繁華與蕭瑟、慈祥與兇險一視同仁，而這一視同仁貫穿于所有的篇什。三是，李靜在對自然的書寫中始終有一種洇漫著的溫情，也正是因由這溫情的存在而使她的文字恬靜、平和，時有光的跳躍。我甚至覺得，她的這種溫情是古典的，東方的，它不在險峻和沖突的力量感上特別用力，甚至有時會消解這種力量——這種處理方式打撈起的是久違的中國傳統中極為珍貴的東西，是與當下的普遍認知、流行思想相沖突的部分，更為關鍵的是，我在李靜的文字中讀不到虛偽和做作，她寫下的是她信的，她理解的，和她認可的：那種親近感是，語調里的溫情是，事物間的平等觀也是。正是通過這些特點，正是通過她貯含在文字中的真情，李靜的《青色書》呈現了個人特色，有著自己的巧妙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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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或者雜糅于地域性之間的民族性，依然是我要提到的，這是李靜“了如指掌”的本地掌故，是她悄然埋入的獨特的印跡。我承認，正是這種地域性的差異讓我在閱讀中興致勃勃，是李靜用她的筆在引領著我和我們，進入到她和那片地域所建構的山光水色與風土人情中。在李靜的書寫中，她的地域感不只是知識性的，她不僅僅試圖告訴我們“海拔3323米，北緯37.16度，東經101.30度，氣溫15.5攝氏度”的科學表述，以及察汗河流域會有漫山遍野的杜鵑花、德令哈清晨的大太陽和粗礪響亮的風，不僅僅是青海“花兒”青苗戲，不僅僅是巴塘草原的牧人生活和姐姐收養的狗，父親留在農村信用社的遺存以及名為“賽虎”的狗，不僅僅是……這些，當然是屬于地域性和個人性的部分，甚至是顯赫的、鮮明的部分，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作家李靜要在她的文字中告訴我們的，不止于這些，遠不止這些。我個人更為看重的，恰恰是她的個人賦予，她為書寫地域性而添置的那些。

一、她添置了細節，細節，在她的文字中是最為值得關注的部分，也是這本《青色書》中最有質感和情感感染力的部分。有批評家說過，作家應當是人類的神經末梢，在李靜的這本《青色書》中，在她所提及和提供的細節中，我時時會有來自“神經末梢”的觸動，而這觸動會由輕而重，漸成渦流。譬如《里奧是只狗》中，她寫“里奧”的兩面性：

熟悉了環境和她的主人后就日漸變成一枚“女漢子”，且大有將“女漢子”的行為愈演愈烈的趨勢。我等已是無能為力。更甚者，飯后在院子里碰見一只她的同類，她就要不管不顧跟了去，氣得我大喊“里奧”倆字，她也是裝作聽不見的樣子。矜持碎了一地。而那些聽見“里奧”二字的人們都用疑惑的眼神望向我，他們不知道這只漂亮的小母狗為何會有這么不可思議的名字，他們想到更多的可能是“李敖”。我無力解釋，而“里奧”的表現更是讓人大跌眼鏡，她覺得我是在喊一個和她無關的人或物，她只管撒著歡跑來跑去。而我又不能連續大聲喊“里奧”倆字，我很擔心更多的人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我也不敢大發雷霆，否則，我的矜持也如她一般灑落一地。

但是，回到家的里奧很快就變了模樣，她安靜地端坐在角落里看著我眼里燃燒的火焰，她只管安靜，連嗚咽都沒有。她興許已經知道她一點點的躁動會換來一場暴風驟雨。我眼里燃燒的火焰在她柔情似水的注視中逐漸熄滅，然后蹲下來伸出手去觸摸她的頭頂。她伸出右手碰觸我的右手，腳下的肉墊柔軟如海綿，然后就聽到它低低的嗚咽聲，似哭泣，似訴說。

這里面有著情感情緒的豐富，有著強烈的共感力，有著末梢式的柔軟，有著對事物體貼、細致而又敏感的體察……在《無名之輩》中，在《風吹徹》中，來自神經末梢式的細節帶給我們的感觸可能更強。

二、我還要強調她在書寫中的“我”的在場，尤其是“我”在場時充當的“感受者”的那一面：“我”在這里，“我”感受和體味著所有的發生，“我”被觸動，被擊中，被帶入和融化……李靜讓“我”始終在場，一方面建立了足夠讓人“信以為真”的說服力，一方面則更多地強化了閱讀者隨之的感同身受。

三、我還要強調李靜在書寫中的洇漫性。她往往不是止于對眼前之景的描述，而是由此聯想，聯想自己經歷經驗，聯想類似情節細節，聯想歷史、文化和古人的感吁，聯想……閱讀她的文字，我能想到的另一概括性的詞就是“枝繁葉茂”，它有著主線和主根，但更有繁盛的、寬闊的枝葉和果實，有收有放，放收自恰……而這些，使這本《青色書》獲得了讓人感觸良多的豐富和厚重。

我還想指認它的故事性，這也是李靜的有效賦予，讓散文的情緒連接有一個起伏和鋪排，從而構成著連貫推進；我還想指認她在語言上的用力和精心，它平和而精致，暢快而美妙，富有詩性……是的，值得談及的點還有很多，但作為序言我覺得我更多地應當導向對李靜作品的閱讀?！肚嗌珪分兴A含的，所褒有的，以及所要告知我們的，遠比我要說的、可以說出的要多得多，愿朋友們拿出耐心，它，就像是醇厚的茶，有著耐人回味的滋味。

是為，序。